1832年春季，霍乱肆虐了三个月，人们的思想变得冰冷，躁动的情绪也平静下来，一片说不出来的死气沉沉，尽管如此，巴黎早就孕育着一场大动荡。我们说过，这座大都市好似一门大炮，既已上好炮弹，只需落下一点火星，炮弹就会发射出去。1832年6月份，这颗火星，就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是个有名望有作为的人物。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他相继表现出两个时期所需要的英勇：战场上的英勇和讲坛上的英勇。当年他在战场上骁勇无敌，后来在讲坛上也才辩无双，让人感到他的谈锋是把利剑。他同前任伏瓦一样，先是高举令旗，后又高举自由的旗帜，因为能抓住未来的契机而受人民爱戴，又因为效忠过皇帝而受民众爱戴。他同杰拉尔和德鲁埃两位伯爵一样，是拿破仑“心中”的元帅。1815年的条约，就仿佛冒犯了他本人，气得他火冒三丈。他同威灵顿不共戴天，这种切齿的仇恨深得民心；而且，十七年来，他几乎不关心发生什么事件，始终威严地保持滑铁卢战役的那副忧伤神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弥留之际，他还紧紧抱着百日军官们赠给他的那把剑。拿破仑临终的话是：“军队”，拉马克临终的话则是：“祖国”。

他的死原在意料之中，但是人民怕他死，认为是一大损失，而政府也怕他死，认为是一次危机。他的去世令人悲痛。如同一切悲伤的事，这次悲痛就可能转化为反抗。而且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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