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命的一天

就在我上文所描述的那些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十点，我们的区法院开庭审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案子。

我要预先说明，而且我要坚持说明：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传达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不仅无法传达得十分完整，而且无法传达得有条有理。我总感到，如果一切都记下来并加以必要的说明，那就需要写整整一本书，甚至是一大部书。因此请大家别埋怨我只介绍使我个人感到震惊和我特别牢记的内容。我可能主次不分，甚至完全忽略最明显、最必要的特点……不过我看最好还是不要道歉吧。我将尽力而为，读者自己也会明白，我只能尽我所能去做。

首先，在我们进入法庭大厅之前，我要提一下这一天使我特别惊讶的那些事情。其实，感到惊讶的不仅我一个人，正像后来发现的那样，而是所有的人都很惊讶。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关注这案子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候开庭，社会上有许多议论、假设、感叹和猜测，而且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了。大家都知道这案子在整个俄国闹得沸沸扬扬，但毕竟没有想到这案子会在我们这里，甚至在全国各地，对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像那天法庭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震撼。这一天到我们这儿来的客人不仅来自本省省城，而且来自俄国的其他城市，甚至来自莫斯科和彼得堡。来的人中间有律师，甚至有几位名人，也有一些贵妇人。旁听证全部发完。法官席后面甚至划出了一块特殊的地方专门安排特别有名望的男宾，那里一长溜椅子上坐着各种重要人物，这种情形在我们这里从前是不允许的。妇女特别多，有我们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我看至少占旁听人数的一半。单单来自各地的律师就很多，简直不知道把他们安排在什么地方，因为所有的旁听证早就发完，被大家软磨硬泡统统要走了。我亲眼看到在大厅尽头的审判台后面，匆忙地用一道特别的栅栏临时围了一块地方，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律师都放了进去，而他们还认为能够站在那里已经非常幸运，因为要腾出地方，事先把所有椅子都从栅栏里搬走了，于是聚在里面的那一大堆人紧紧地挤成一团，摩肩接踵地一直站在那里听完“案件”的审理。有些太太，特别是外地来的，刻意打扮一番之后，出现在大厅的厢座里，但大多数太太都顾不上穿着打扮。她们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神经质的、贪婪的、差不多是病态的好奇。必须指出，聚集在大厅里的各界人士中间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根据多方面的观察，几乎所有的妇女，至少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站在米佳一边，认为对他应判无罪。也许，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善于征服女性心灵的人。她们知道，将有两个争风吃醋的女人出场。其中之一便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她特别引起大家的兴趣；关于她的稀奇古怪的传闻特别多，说她对米佳特别痴情，尽管他成了一名罪犯，却不改初衷，流传着种种奇谈怪论。特别提到她的傲慢（她几乎从未拜访我们城里的任何人），她的种种“贵族关系”。据说她打算请求政府准许陪伴犯人一起流放，并在矿井下面和他结婚。她们也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期待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情敌——格鲁申卡在法庭上出现。她们怀着折磨人的好奇心期待着两个情敌在法庭上见面——一个是傲慢的贵族小姐，一个是“轻佻放荡的女人”；不过我们的太太们对格鲁申卡的了解比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要多些。我们的太太们过去也曾见过这个坑害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不幸儿子的女人”，她们几乎人人都感到奇怪，父子俩怎么会对这样一个“极平常的、毫无姿色的俄罗斯市井女人”入迷到如此程度。总之，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我确切知道，在我们城里为了米佳曾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家庭龃龉。许多太太与自己的丈夫激烈争吵，因为双方对这一可怕的案件意见不一。经过争吵以后，这些太太的丈夫们进入法庭大厅时不但对被告没有好感，甚至十分恨他。总之可以肯定地说，与太太们相反，男士们在情绪上是与被告对立的。可以看到一张张严厉、阴沉的脸，有些人的脸色简直是恶狠狠的，而且这是大多数。米佳在我们城里逗留期间确实得罪过其中的许多人。当然有些旁听者的心情几乎是愉快的，对米佳的命运根本不关心，但对将要审理的案子本身却并非毫不在意；大家都关心它的结果，大部分男士迫切希望惩处犯人，大概只有律师除外，因为他们所重视的不是案情的道德因素，而仅仅是所谓现代法学精神。著名的费丘科维奇的光临使大家激动不已。他的才能闻名遐迩，他到外省为那些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出庭辩护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经过他辩护的这类案件总是闻名全俄，而且经久不忘。关于我们检察官和首席法官也流传着几个笑话，据说我们的检察官非常害怕碰上费丘科维奇，他们俩早在彼得堡开始干这个行当时便是宿敌。我们这位十分自负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从彼得堡时起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现在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案件使他精神振奋，指望通过这一案件使自己暗淡的生涯重放异彩，但他唯一担心的是费丘科维奇。至于害怕费丘科维奇的说法其实不完全正确。我们的检察官并非是那种在危险面前灰心丧气的人，正相反，危险越大他的自尊心越强烈。总而言之，应该指出，我们的检察官过于急躁和病态地敏感。他往往全身心地投入某个案子，审理案子尤其认真，好像他的前程和家业全都取决于他的最后裁决似的。法学界对他的态度不免加以嘲笑，因为我们的检察官正是靠这种品质获得了某种知名度，虽然远非闻名全国，但与他在我们法院中所处的微不足道的地位相比，可以说他的名声已经相当大了。人们特别嘲笑他对心理分析的偏爱。依我看，大家都错了：我们的检察官，作为一个人和一种性格，我觉得他要比许多人想象的严肃得多。但这个过分敏感的人从自己的法律工作开始之初就未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后一辈子也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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