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星期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把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小屋整理就绪,清理了庭院和花园;从拉夫里基运来了舒适的家具,从城里运来了酒、书籍和杂志;马厩里有了马匹;一句话,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把需要的一切都购置齐全,开始过起既不像地主,也不像隐士的生活来。他的日子过得很单调;尽管没有人来访,他也并不感到寂寞。他勤恳地、专心致志地管理田庄的事务,骑着马去郊游,读书。然而,他读书并不多;他更喜欢听老安东说古道今。拉夫列茨基总是坐在窗前,手里一个烟斗,面前一杯凉茶。安东则站在门边,两手往背后一操,就不紧不慢地讲起他那些年代久远的、好像是神话时代的故事来:那年头,燕麦和裸麦不论斗量,而是装在大麻袋里,两三个戈比就能买它一袋;那年头,四面八方,甚至直到城边,都是不能通过的树林,没有人触碰过的草原。“如今倒好,”已经年过八旬的老头发牢骚说,“统统给砍光了,开垦了,要赶车也赶不过去了,”安东还讲许多有关他的女主人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事情:说她老人家是多么明白事理,多么节俭;有一位老爷,一位年轻的邻居想巴结她,常来看望她,为了他,她老人家甚至戴上自己节日才戴的有深红缎带的包发帽,穿上网眼薄纱制的黄色衣服。可是后来因为那位邻居老爷冒冒失失地问了一句:“小姐,您的钱一定很不少吧?”她就大发脾气,吩咐不许他上门,而且当时就下个命令,她死后,所有的一切,哪怕是一小块破布,都留给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果然,拉夫列茨基发现,姑姑的家当都保存着,一样不缺,连那顶节日戴的有深红缎带的包发帽和薄纱黄衣服也在。拉夫列茨基指望能找到一些旧报纸和有趣的文件,却一点没有,只有一个破旧的本子,上面有他的祖父彼得·安德烈伊奇记载下的一些东西——一会儿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得罗维奇·普罗佐罗夫斯基亲王殿下与土耳其帝国缔结和约,圣彼得堡一片欢腾”;一会儿是一张医治胸口疼的偏方,附注着“此方系生命之源三一教堂大祭司费奥多尔·阿夫克先季耶维奇赠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萨尔特科夫将军夫人者也”;一会儿又是政治新闻,如“有关法兰西虎之消息似乎不再报道”,紧挨着是:“据《莫斯科新闻》载,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科雷切夫中校先生逝世。此人莫非为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科雷切夫之子?”拉夫列茨基还找到几本旧历书、圆梦书和安博季克先生的那本神秘的著述;久已淡忘的、然而还很熟悉的《象征与图谱》在他心里勾起了许多的回忆。在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梳妆台里,拉夫列茨基发现有一个用黑丝带缚着、黑色火漆封着的小包,塞在抽屉的最里面。小包里,面对面放着两张画像,一张是他父亲年轻时代的粉影肖像画,柔软的鬈发披在前额,细长的眼睛里带有倦意,嘴半张着;另一张画像几乎已经磨损,画上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妇人,身穿白衣,手持一朵白玫瑰——这是他的母亲。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从来不让人给她画像。“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少爷,”安东对拉夫列茨基说,“我那时虽说不住在上房里,可是您的曾祖父安德烈·阿法纳西耶维奇我还记得: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十八岁了。有一回我在花园里碰到他老人家,吓得我两腿直打哆嗦。可是他老人家倒没有把我怎么样,只问我叫什么名字,还派我到他房里去给他取手帕。不用说,真正是一位大老爷,对谁也不买账。容我对您说,这是因为您的曾祖父有一个神奇的护身香囊,是阿索斯山上的一个僧人送给他的,那位僧人对他如此这般地说:‘贵族老爷,为了您的殷勤款待,我把这个送给您;戴上它,您就什么都不用害怕。’少爷,您知道,那年头是什么年头:做老爷的想干啥就干啥。有时候,哪怕是位老爷也罢,谁要是胆敢跟他老人家顶撞,他老人家只是看上他一眼,对他说:‘你还不够格哪,’——他老人家最爱说这句话。他(您曾祖父的在天之灵)住的是木头搭的小屋;可是留下的财产却不知有多少,银子啦,各种各样积攒下来的东西啦,所有的地窖都塞得满满当当的。这才是个好当家人。您夸它好看的那个小玻璃酒瓶,就是他老人家的,他用它喝酒。可是,说到您爷爷彼得·安德烈伊奇,倒是盖了漂亮的砖房,可是没有积攒下钱财;什么事到他手里全完蛋,日子过得比他老爷子差多了,一点福也没有享过,——可是把钱都花光了,一样可以纪念的东西也没有留下,连一根银勺子也没有留下,还不是多亏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操心,才保住了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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