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材料是很丰富的。在帝国银行犯罪时，凶犯丝毫不动声色，举止安详地量出了药液，经过精密的计算毒死了人。正如侦查纲要中屡次提到的，从他达种镇定神态可以推测出他以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凶犯携带着据说主要是陆军研究所系统使用过的“驹込型”玻璃吸管。当场表演时那种喝药的方式也绝不像是外行人掌握得了的。凶犯自己把第一种药喝给人看，却没蒙受任何实际损害，这种谨慎的作法也需要精密的技术。

凶犯每次都说附近发生了赤痢或伤寒，假装前来消毒。事实上，帝国银行那次，附近的相田小太郞家确实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在口供里平泽说他路过时看见了吉普车才想起这么说的，其实，吉普车是在巷子尽头，从大街上不大容易看见，况且吉普车是三点钟以前停在那儿的。（据同乘在那辆吉普车里的日本人——区里的职员——的证词，他们是在三点十五分左右回到区公所的。）因此，平泽不可能看到那辆吉普车。

对帝国银行凶犯说来，发生这种必须呈报并隔离的传染病可以说是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侦查当局认为从凶犯所处的地位而言，他是能够得到东京都卫生局方面的情报的。但是难道只有东京都卫生局才收得到那样的情报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了传染病，东京都卫生局必然会报告美军总司令部公共卫生科，因此，知道恶性传染病发生情况的不仅是东京都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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