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整训
面对这样党政军全面大发展的局面,究竟应该怎样建设一支革命军队,如何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如何着手建立抗日根据地等,对我们来说都是面临的新课题。当自卫军打开高阳的消息传开时,定县地方党组织的义勇军第八支队,派安玉琳、张学轲去晋察冀军区联络,报告说冀中区留有部分东北军,打开了高阳。聂荣臻司令员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找到不久前来晋察冀的孙志远了解情况,因为聂司令员知道孙志远在东北军做过地下党的工作。孙志远对聂司令员说,留在冀中的东北军,估计是六九一团。于是便决定先派人来了解。那时我三弟吕正哲在山西正好遇到孙志远,就随同他到了晋察冀,让吕正哲先到高阳来看一看。如果不是六九一团,吕正哲就留下来做联络工作;如果是六九一团,孙志远再来。于是吕正哲跟安玉琳、张学轲同来冀中。安玉琳、张学轲去的时候,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回来就是三个人骑两辆了,轮换着带人。吕正哲来到高阳,一看留下来的东北军正是六九一团,立即由安玉琳和张学轲赶回晋察冀军区报告。这样,聂司令员便派孙志远来人民自卫军工作,并带来电台呼号和密码。
我和孙志远在抗日战场重逢,从此并肩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心情格外振奋。孙志远是定县人,一九二八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理科后,即为救国寻求真理,投入学运工作。先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年又转为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积极参加领导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还利用学校假期,回到定县开展农运,建立党的组织。孙志远家是小地主,他曾带领农民割了自家的八亩谷子,开展对地主的抢秋斗争,一时震动了河北。他在斗争中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在大王耨村成立了定县的第一个党支部,并任定县县委书记。孙志远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遭到国民党通缉,又转到北平从事兵运工作,以东北军骑兵二师黄显声师长秘书的身份作掩护,参加中共骑兵二师工委,搞上层统战。一九三三年,他参加领导骑兵二师工委及“反帝大同盟”,办起教导队,自任教官。他曾推动黄显声率部挺进热河,准备相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因受《何梅协定》限制,骑兵二师奉命撤回易县。后因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转南京国防部谷正纲密电,要逮捕孙志远,黄显声为孙志远改了名字,潜送北平西苑五十三军军官团骑兵科受训。不久,孙志远再次受到通缉,先是掩避在山西平遥中学做英语教师,后受党派遣,经天津去苏联伯力远东情报站,学习对日军侦察。一九三五年归国,先是在沈阳做情报工作,后又到北平,搞地下党工作。西安事变前,黄显声兼任东北骑兵军副军长,后又调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孙志远被任命为一一九师少校书记官兼手枪队队长。他在东北军的工作成绩卓著,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后来他在一一九师身份暴露,我要他到六四七团工作,他说自己“太红”,转到别处。西安事变后,孙志远受周恩来、叶剑英派遣,与林铁等组成五十三军工委会,孙志远分工负责六九一团的工作。此后不久,他被国民党特务发觉,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马上给黄显声一个密电,要黄显声把孙志远抓起来押解南京。黄显声把蒋介石给他的密电让孙志远看了,还对孙志远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抓你,这里给你准备了一百块钱,限你在几小时内离开北平市,否则特务从我这里抓到你,那就不好办了,连我也完了。”孙志远答应立即离开北平,夜十二点赶到张珍那里,请张珍帮他离开北平到太原避风。他俩是老乡。张珍是定县小王耨村人,他哥哥张省三、弟弟张学轲都是地下党员。那时张珍在辅仁大学当助教,因是教会学校,和国民党统治当局及一般社会来往较少,比较安全。张珍连忙给孙志远换掉军装,买好车票,黎明前送孙志远上了火车。在车站分手时,张珍要孙志远到太原后来信,孙志远还诙谐地说:“来什么信,死不了回来再干。”不久,抗战爆发,孙志远经山东、河南,到了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以后又转到了晋察冀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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