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整训

面对这样党政军全面大发展的局面，究竟应该怎样建设一支革命军队，如何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如何着手建立抗日根据地等，对我们来说都是面临的新课题。当自卫军打开高阳的消息传开时，定县地方党组织的义勇军第八支队，派安玉琳、张学轲去晋察冀军区联络，报告说冀中区留有部分东北军，打开了高阳。聂荣臻司令员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找到不久前来晋察冀的孙志远了解情况，因为聂司令员知道孙志远在东北军做过地下党的工作。孙志远对聂司令员说，留在冀中的东北军，估计是六九一团。于是便决定先派人来了解。那时我三弟吕正哲在山西正好遇到孙志远，就随同他到了晋察冀，让吕正哲先到高阳来看一看。如果不是六九一团，吕正哲就留下来做联络工作；如果是六九一团，孙志远再来。于是吕正哲跟安玉琳、张学轲同来冀中。安玉琳、张学轲去的时候，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回来就是三个人骑两辆了，轮换着带人。吕正哲来到高阳，一看留下来的东北军正是六九一团，立即由安玉琳和张学轲赶回晋察冀军区报告。这样，聂司令员便派孙志远来人民自卫军工作，并带来电台呼号和密码。

我和孙志远在抗日战场重逢，从此并肩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心情格外振奋。孙志远是定县人，一九二八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理科后，即为救国寻求真理，投入学运工作。先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年又转为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积极参加领导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还利用学校假期，回到定县开展农运，建立党的组织。孙志远家是小地主，他曾带领农民割了自家的八亩谷子，开展对地主的抢秋斗争，一时震动了河北。他在斗争中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在大王耨村成立了定县的第一个党支部，并任定县县委书记。孙志远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遭到国民党通缉，又转到北平从事兵运工作，以东北军骑兵二师黄显声师长秘书的身份作掩护，参加中共骑兵二师工委，搞上层统战。一九三三年，他参加领导骑兵二师工委及“反帝大同盟”，办起教导队，自任教官。他曾推动黄显声率部挺进热河，准备相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因受《何梅协定》限制，骑兵二师奉命撤回易县。后因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转南京国防部谷正纲密电，要逮捕孙志远，黄显声为孙志远改了名字，潜送北平西苑五十三军军官团骑兵科受训。不久，孙志远再次受到通缉，先是掩避在山西平遥中学做英语教师，后受党派遣，经天津去苏联伯力远东情报站，学习对日军侦察。一九三五年归国，先是在沈阳做情报工作，后又到北平，搞地下党工作。西安事变前，黄显声兼任东北骑兵军副军长，后又调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孙志远被任命为一一九师少校书记官兼手枪队队长。他在东北军的工作成绩卓著，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后来他在一一九师身份暴露，我要他到六四七团工作，他说自己“太红”，转到别处。西安事变后，孙志远受周恩来、叶剑英派遣，与林铁等组成五十三军工委会，孙志远分工负责六九一团的工作。此后不久，他被国民党特务发觉，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马上给黄显声一个密电，要黄显声把孙志远抓起来押解南京。黄显声把蒋介石给他的密电让孙志远看了，还对孙志远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抓你，这里给你准备了一百块钱，限你在几小时内离开北平市，否则特务从我这里抓到你，那就不好办了，连我也完了。”孙志远答应立即离开北平，夜十二点赶到张珍那里，请张珍帮他离开北平到太原避风。他俩是老乡。张珍是定县小王耨村人，他哥哥张省三、弟弟张学轲都是地下党员。那时张珍在辅仁大学当助教，因是教会学校，和国民党统治当局及一般社会来往较少，比较安全。张珍连忙给孙志远换掉军装，买好车票，黎明前送孙志远上了火车。在车站分手时，张珍要孙志远到太原后来信，孙志远还诙谐地说：“来什么信，死不了回来再干。”不久，抗战爆发，孙志远经山东、河南，到了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以后又转到了晋察冀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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