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统筹铁路建设,要“固本简末”,抓主要矛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重点用在最关键最根本的地方,其他的能简则简,能省则省。
在设计工作中,设计部门和人员要“下楼出院”,到现场进行设计。
在施工方法中,沿河流修路要“宁里勿外”,确保百年大计和安全。
打山洞时,要“早进晚出”,把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把效率和安全统一起来。
……
这些思路和做法,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三线铁路建设的顺利发展,而且直到今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前,在铁道部机关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就是突然对我进行批斗。
这年春天,铁道兵在北京召开会议,我从西南回到北京出席会议。我听取了几天会议后,想立即返回西南,继续领导三线铁路的修建。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却过早地烧到我的头上,这时“文革”刚刚开始,四月间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同志进行错误批判。会上有人提出,我一九四六年在东北时曾追随彭真反对林彪,因而要我向中央“还账”。这样,我只得继续滞留北京,检查交代问题。
铁道部组织召开了部分局级干部参加的小型会议,让我交代所谓“桃园三结义”(指彭真、林枫、吕正操三人反对林彪)和所谓国民党对我策反的问题。铁道部机关也开始出现揭发批判我的大小字报。这时,刘建章因事离开西南,正在北京,也被通知参加这次小型会议。在会上,刘建章没有发言,心里颇感不安,认为这种做法不正常。每次会后,刘建章的秘书孙家炽和我的秘书沈恒泽都去我家,刘建章也去看望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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