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平反,这里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时隔三十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记在心。后来在“文革”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为了出人头地,颇多惊人之举,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轰动。他对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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