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完全由于要么是轻视要么是忽视农民而提出了他的反动口号“发财吧！”从此以后，他就认为他用一句话纠正了他过去的全部错误。更有甚者，他认为在农民问题上也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其他有部分分歧的问题上一样，他可以用同一个调子唱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的老调。布哈林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蠢话和无聊话是数不清的。要一一驳斥它们就得写一本专著。我现在只提出最重要的几点来谈谈：

（一）在这里我不去说革命前确实存在的那些老分歧。我只想说，这些分歧已经被斯大林的代理人和小小的布哈林学派夸大、歪曲和丑化得面目全非了。

（二）在一九一七年的时侯，我和列宁在农民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

（三）《社会革命的土地纲领》的“诞生”过程是列宁与我充分一致之下完成的。

（四）我最初阅读的列宁所制定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法令是用铅笔写的。当时没有任何分歧的迹象。我们是一个思想。

（五）农民问题在粮食政策中显然占有不小的地位。像马尔丁诺夫这种无聊的人，正在说粮食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41]。不，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是同列宁密切合作参加制定这个政策的。当时没有一点分歧的影子。

（六）以中农为基础的路线是在我最积极地参加之下确定的。政治局的委员们都知道，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先想到的就是任命加米涅夫同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选择一个“工农”人物的建议是我提出的。加里宁同志的名单是我提出的。他的“全俄之长”的头衔也是我给起的。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些琐事，不值得总是停留在这上面。但是在目前，这些琐事，这些情况对于历史伪造者来说，却是致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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