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历史观点在美国麻省的剑桥碰到严重考验。这件事让我至今仍无法释怀，不过也让我坚定意志，决定继续固守我的立场。和十二年后的今天相比，当时的我还不清楚事件的真正意义。我必须从我的角度来说明这件事，原因不只是因为这是我回忆录中重要的一章，而且还因为牵涉到与美国研究中国的权威学者意见相左。我非常崇拜他，也相当感激他，虽然道出这件事的始末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不愉快。

我在中国时，并不熟悉费正清这个名字。身为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我，接触的都是学界以外的人。但我成为密西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时，就常常听到他的大名。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费维恺和余英时教授都是费正清的学生。在此之前，从大学时的指定作业、杂志文章、书评，透过与教师同学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谈话等等方式，我就已了解并拜读过他的著作。如果有人要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却忽略费正清这个开路先锋，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

我也不能否认，我自己的史观是建立在费正清打造的大架构上。有时我扪心自问：如果剔除费正清先发展出来的概念，我不确定自己的文章中还剩多少内容。他的划时代巨著《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1948年的初版。透过费正清的作品，我才学到将中国国家和社会视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政府运作比现代西方国家肤浅。中国人民的性格内向又不具竞争性，为了与非中国文化共存，不论对象是以前的蛮夷或是后来的现代殖民强权，中国总是试着建立一个孤立的缓冲区，有时还透过外国人的帮助，如此一来就可以过滤双方的接触，减少不安的冲击。如果没有哈佛许多学子敬称的“费公”，我无法想像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此外，在我分析中国事务时，我也尝试让物质生活与当时盛行的思想相互交织，这无疑也是受到费正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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