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以前,全国的金融重心,虽分南北二地—上海与天津,但是由于北政府设在北平,天津的金融实力,远超过东南一隅的上海市。民十七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虽然内忧外患,荆棘丛丛,可是触觉敏锐的金融家,已可觇知全国统一之局期不在远,因此他们派出一支尖兵,由钱新之担任代表,到南方来试探一下跟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可能性,于是,钱新之便以华北系四行,中南、金城、盐业、大陆等银行四行储蓄会经理和准备库主任的名义,重回上海。自兹他便成了仆仆风尘于京沪之间的忙人,红人与要人。
国民政府借重他的长才,先后请他出任过浙江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甚至有一度鉴于他和法国上层份子,交谊密切,发表他为驻法公使。
像这样一位熠熠生光,宛如巨星的人物,既为国民政府所倚重,又复是上海的金融重镇,叫杜月笙怎不心向望之,急于攀交。但是,苦于杜月笙有跟钱新之结合的愿望,钱新之却认为并无「折节下交」,搞得「臭味相投」的必要。于是,一次两次的碰壁,使杜月笙感到万分的失望与惆怅。
但当钱新之碰到像国华银行那样棘手的事,国华生死存亡,千钧一发,钱新之受了唐寿民的恳托,复以自己本身,利害相观,他环顾沪上,「得通者昌」之士,虽然所在多有,但是能够不惜牺牲自己,成全尚未「攀交」得上的友人者,除了杜月笙,似乎不作第二人想。钱新之是冰雪聪明的一个人,他把握得住杜月笙的心理,晓得他决不会「旧憾新怨、睚毗必报」,毅然决然的去找他帮忙,果然,他这一宝押准了,杜月笙甘冒「撤销擅自民众大会议案」的大不韪,救下了险象环生的国华银行,因此,当钱新之提及他和杜月笙的交往,便不得不承认,—他从内心中掬出其由衷感佩之忱,他很坦白的向吕光透露,他对杜月笙观感改变的经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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