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一提笔写到越南的往事，还免不了有一种痛苦和忧伤的感情。

当我们就任的时候，五十多万美国人正在一万英里之外作战。根据我们前任制订的计划，他们的人数还在增加。我们发现并没有任何撤出的计划。已经死了三万一千人。不论当初我们作战是抱着什么目的，到一九六九年，我们在国外的信誉，我们所承担的义务的可靠性，和我们的国内团结一样，都受到了地球上离北美最远的这个国家所进行的斗争的危害。当初我们是公开卷进这场战争的，并且得到了国会、美国公众和新闻界的一致同意[1]。但是到了一九六九年，我国已被抗议和苦恼分裂了，这种抗议和苦恼有时带有一种狂暴的和丑恶的性质。一个民主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崇尚礼让的风气败坏了。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得不到最起码的信任，就不可能进行治理。然而，我们所能有的抉择都十分严酷，而国内争吵又日益剧烈，因此这种信任就销蚀殆尽了。

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们有一天也许解释得出来那个遥远的单色调的绿野青山连接着蓝色大海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千年来，这块地方吸引着一些外国人，他们到那里去追求荣耀而得到的却是挫折，他们相信在它的稻田和密林里总会建立起某种原则来，他们去到那里而结果却只有在幻灭中退出来。是什么东西在它的人民中激发出如此奔放的英雄主义和偏执狂，致使一连串外来人到那里去寻找揭开某种秘密的线索而随后却被极端的固执行为驱赶出来？这种固执行为不仅使外国人的努力遭到挫败，而且危害到外国人自己的内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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