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罗一号”：序曲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我经历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中华民国[1]”“大使”詹姆斯·沈[2]来见我，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持台湾的席位。沈剑虹对于国务院企图让北京进入联合国同时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计划，提了很多反对意见。我很难聚精会神地跟他详细讨论这件事，因为就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要启程去亚洲，秘密地如约赴北京。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比台湾当局更不应当得到这种即将来临的遭遇了。它是一个忠诚的盟友，对待我们的行为一直堪称楷模。它的代表，尤其突出的是它的大使，表现得老实可靠，而且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精明才干。我感到我和沈剑虹的交谈特别痛苦，因为我知道，不久之后更重大的事件就要来临，他私下里议论的这些联合国程序性的花招，就会全部化为泡影。然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对他讲，而且还得要尽可能装出一切如常、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预定的问题跟他谈下去。

我的日记上记着，除沈剑虹外，我还会见了总统顾问唐·拉姆斯菲尔德、墨西哥外交部长埃米略·拉瓦萨和印度大使L·K·吉哈。我还同总统三次会晤，共用了两个多小时来重新审查我那些为出访准备的文件。这之后记的是夜间在林肯厅同深思熟虑的总统会晤，与认真思考问题的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会晤，共同策划战略问题。其内容多半是一些有关公共关系的无聊废话。此后一位记者要求会见，要我谈这些会议的内容。我请霍尔德曼代我接见，他同意了。“你撒谎也只能到此为止。”他承认说，这倒给道义上必须讲真话增加了一个新的尺度。实际上，虽然我在转达六月二日中国人的信息时曾在那里和尼克松谈过话，但我们却极少在林肯厅开会，而且罗杰斯从来没有在场。我们几乎都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或者在总统办公大楼尼克松的私人休息室里谈论中国之行。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对于苏联的态度以及对越南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很多时间是花在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上；当时我们还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是否在九月举行会谈的消息。我们决定，不管莫斯科怎样反应，现在将首先举行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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