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在克里姆林宫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六早上，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们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莫斯科，当时的情绪乐观，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并没有过分低三下四的感觉。尽管河内以及我们国内反对派发起了攻势，但我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我们是不失尊严地前往莫斯科的。由于上个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我们得到了少有的公众一致的支持。保守派因为我们在北越港口布雷而欣喜，他们认为，美苏最高级会谈的举行表明苏联作出了让步。自由派看到最高级会谈终于举行也感到松了一口气。诚然，有一些社论撰写人感到担心，我们可能正在走入一个类似使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巴黎最高级会谈突然落空的陷阱。[1]然而，登上专机的我们都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在赫尔辛基，美苏两国人员正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谈判，他们差不多每天都解决一些争议中的问题。在我四月份莫斯科之行期间，我们实际上已经同勃列日涅夫商定要发表一个声明，规定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最高级会谈的举行，是我们四年来坚持“联系”原则的胜利，这个原则就是：光谈判军备控制还不够，还要涉及苏联援助越南以及苏联在中东应采取克制态度的问题，这些是美苏在其他领域中取得进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最高级会谈是有时限的，迫使我们抓紧时间除了达成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和两国关系原则这两项重要协议以外，还谈成了一系列别的协议。两国领导人基本上没有参加这些问题的实际谈判。有几次出现僵局时，通过多勃雷宁和我这条“渠道”也就迅速解决了。由于双方都知道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希望在最高级会谈上签署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这促使双方都表现出一种妥协精神。结果搞出了六项实务性协定供双方领导人签署，即：保护环境合作协定、医学卫生合作协定、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海上船舶避碰规则以防止海上事故的协定以及建立美苏联合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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