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1989年3月8日，我和罗伯特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话。这个最后一次，指的是在两个活着的人之间。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而却仍有一份希望，一线显而易见的执拗，交织在他的声音里。我问他想让我为他做点什么，他说，关照我的花。他要我给他的“花书”写个序。“那都是彩色的花，我知道你更喜欢黑白的，所以你可能不会喜欢。”我会喜欢的，我说，我会写的。我告诉他我会继续完成我们的作品、我们的合作，尽我的余生。“你会写咱俩的故事吗？”“你想让我写吗？”“你一定要写，只有你能写。”他说。我会写的，我向他保证，尽管我知道这是不大容易兑现的誓言。“我爱你，帕蒂。”“我爱你，罗伯特。”然后他被推去做检查，我便再没有听过他的声音。只有他的气息，充溢在他将死的这间病房里。

我为他写了纪念卡上的诗，一如为萨姆·瓦格斯塔夫写过的那样。五月二十二日那天，我和弗雷德参加了在惠特尼博物馆举行的悼念仪式。弗雷德穿着深蓝色华达呢套装，系着深红色领带。我穿着我那件白蕾丝领的黑绸丝绒复活节礼裙。讲台的两侧放着两个大花瓶，插着白色的百合。他拍的花都挂在墙上。当我唱起纪念他的歌时，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年前的他，在博物馆外面抽着烟，等待着我的出现。罗伯特的全家都来了。他的父亲哈里，友善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他的母亲琼，坐在挂着小氧气瓶的轮椅上。我跪下来和她吻别，她紧握我的手。“你是个作家，”她努力地跟我耳语着，“替我写一句。”我猜她是想说替她写一封信，但三天后她就去世了，我们把她葬在了雪中圣母国家公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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