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香港九年间，龙应台每两周回一次屏东看望母亲，如今人在台湾，倒有些勉强。她每周要去“立法院”两次参加施政备询，去“行政院”至少一次，无数个部门会议等着她去开，无数份红皮公文等着她阅批，还有，无数个“看到镜头就微笑”的场合等着她抖擞莅临。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有恍惚：眼前分明是80年代那个写文章的“胡美丽”在扮演这个“部长龙应台”。确实，当年许多读者以为龙应台才是笔名。

现在，“部长”龙应台回到小晶，搂着她86岁、当年强悍无比的母亲。母亲已经不认得女儿，但熟悉她的拥抱。曾经，在作家龙应台时段，她买来颜色各异的指甲油，帮母亲一个指甲涂上一种颜色，再抹口红，再上胭脂，消磨母女二人的黄昏。现在，母亲已经瘦弱得像个孩子，强大的女儿倚着她的肩膀，闭上眼，不说话。每周印发各司局的密密的部长行程里，没有一栏供她表达：我累了。

在眼睛闭上片刻的世界里，小晶也许想到父亲，那个会用湖南话吟诵《陈情表》或《告子下》的乡村警察。当女儿成为作家，他没有表示什么，但女儿做了局长，他在人前有掩不住的骄傲。他没能看到女儿当上“部长”。

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本届“行政院”里，有47位博士（共27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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