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后的1994年，点燃于《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哗然于《黑马与黑驹》的“二王之争”爆发，许多作家学者卷入舌战。两代文化人之间的龃龉、互不理解、互不宽谅，大体上以一种感性大于理性、指责多于分析、戾气盛过和气的方式展现。这背后一层的原因，又被轻轻略过了。

顺着“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生于1962年的王彬彬紧接着提出书生应有之“气”——

我所谓的书生气，是指一种知识分子精神，一种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我所谓的书生气，首先表现为一种独立思考的品质，一种抗拒流俗、不为喧嚣的时潮所左右的风范，一种依据某种神圣的尺度评判世界评判社会的立场。

人类历史上，屡屡有某些时期，社会以某种名义剥夺某些类别、某些职业的人特有的“气”，让他们丧失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而在政治全能时代里被剥夺被割除的书生气，在商业大盛的今天，也同样遭鄙视，遭讥嘲。

这篇写于90年代初期的小文章表达了对当时现状的不满：知识分子从鸦雀无声到纷纷转身告别8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令全社会出现一些新的怪的不那么妙的苗头。其时沪上四位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王彬彬的声音是其中一支，颇引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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