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的草婴坐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穿件红黑相间的毛衣，气定神闲。华东医院统一的细条纹薄棉袄正搭在他的膝上。

“我也不晓得今朝为啥要换衣裳。”草婴慢慢道。

“不是同你讲过，记者今天要来采访。”妻子盛天民帮他掖掖衣领。

草婴孩子一样笑了，嗯，想起来了。

护工递给他一只小白碗，里面有一些切成小块的苹果。说着话，草婴忘记了苹果，把碗搁在床上。护工指指碗，意思“您还没吃完呐”，草婴立刻将碗抱进怀里，放一小块进嘴。那神态，是顺从、纯净。

说着话，护工又问：“爷爷要不要上厕所？”

“要的要的。”草婴孩子一样报告。

查看草婴在不同年份的影像，不难发现他的语调越来越缓慢，说出的句子越来越短。除了眼前的事情记不大牢，坐着容易打瞌睡，他对很久以前的事情还记得一些。他的思维也相当清晰，如听完某个提问能立即指出：“这个问题太深奥，我要写好几本书才能回答。”

眼前这位看起来已经返老还童的先生，在“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里，不要编制、不要职称、不拿工资，冷冷清清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共400多万字，以及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一张八仙桌不够摊这些译著。那些叠成一卷卷、布满了蓝墨水渍迹的手稿，堆成了“等身”的高度。

在很长时间里，他生了病，只能到街道小医院诊治。即使在市委领导的关照下，也一拖再拖。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怒责下属”，草婴有了“医疗待遇”。也难怪，有关部门领导不会换算“大翻译家”相当于“行政几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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