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月后，我和摄影记者梁辰被领进龙应台办公室外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被准许旁听。第一感觉：她的镜头感，不是一般的强。不免想起多年前朋友讲过一件小事：在上海，龙拜访王元化先生，身后跟着一队摄像。王先生当然不喜欢这种，下了逐客令，场面一时尴尬。

我们已经拿到了当周的行程表，申请的跟访一天被延展为一周甚至两周。基于同南方报系多年的交道，龙应台对我们的态度是开放多于戒备，但她仍然吃不准我要表达什么。这些会议、活动、访问以小时为单位排布，凡被允许的，我们都去。

第二天，我们混进了“立法院”议场，正赶上民进党上演“倒阁”。一般台湾民众，只要用身份证换张旁听证即可入场观看朝野议政，当地媒体也有专席供现场发布。只是我们来自大陆，又是记者，有点麻烦。不麻烦，也没有小小的成就感。终于进场，一抬头，望见孙中山画像，眼眶一热，大概想到海峡两边尚有些符号牵连。人到中年，会因历史落泪。

龙应台有一种控制欲，相当于安德烈当面说母亲的powerful，但她并不霸道，给你自由度。她很有表现欲，是从前的中学班干部那种，有点一本正经，但是正派，还透着清纯之气。几天下来，我在适应并练习如何取舍。

我们天天见面，在圆山饭店，在文创园区，在台北车站，在她的官舍门口……约会时间从早8点到晚10点不等。在此过程中，梁辰付出了比我更多的体力，她需要背着20多斤重的器材从一个点奔向另一个，她的大包里有两个机身、两只镜头，三支灯，还有一台老式胶片机。某个下午，梁辰守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每隔大约50分钟被允许进入拍几张，拍到了龙应台跟同仁一起吃便当，拍到她看遗书落泪，拍到她怎样结束一天的工作进了电梯又探身问第二天的行程，拍到她怎样在随护（保镖）和专车的护送下回到住处，消失在那个地处闹市面对工地的大堂里。这些有体温的瞬间，是我们需要的，是版面喜好的，但又似乎太完美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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