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后抵高雄；十一天后，我在台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计程车回来，那是我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惊害怕，连喊：“下车！下车！”——人穷之时，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也。在“四席小屋”四个月后，6月15日，我改租“碧潭山楼”，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徜徉其中，颇得山水之乐。满清遗老写诗说“委蜕大难求净土”，此之谓也。8月18日我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时候，发生了陈骥、吴章铨陈情事件。陈骥、吴章铨是高班的研究生，他们不识相，向校方提出陈情，替历史系提出兴革意见。台大校长钱思亮、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一怒之下，把陈吴二位记过，二人大呼负负，我戏呼这是“台大的陈胜吴广起义”。我后来跟朋友说：“你们看到我怎样对付台湾大学了吗？——我写文章公然攻击台湾大学，可是钱思亮、沈刚伯不敢动我一根毫毛！他们就是不敢对我这特大号的研究生有任何惩处，他们是专拣软柿子捏的，他们就是不敢惹我！陈骥、吴章铨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费了、弄错了——他们想用陈情的方法去跟国民党打交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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