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被迫结束后,我虽然自顾不暇,但我仍尽力照顾一个人,他就是殷海光。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他顿失地盘、渐形索寞。1960年以后,到1969年死去,这九年间,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却正好赶上我在文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在出书上、生活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1964年到1966年间,他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是我主持的。四本书是:一、《思想与方法》,二、《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出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廿目所视,廿手所指”,也不消说;第三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书,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萧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不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济其中,希望出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苦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稿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此中调济,当事人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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