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三十六年前（1962年）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而敌人与法官更无宁日。三十六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中华民国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侪“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缭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缭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缭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1985年4月25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并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到了6月24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六千九百零一元（内含已扣押四十六本书价六千九百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一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8月29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六千九百零一元”，其中六千九百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一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定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国家赔偿，大获全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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