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黄卷，在王世襄旧居芳嘉园里并不是辛苦寂寞的陈旧解释，而是趣味横生、雅兴洋溢的代名词，比如王世襄与那些玩物交流所写出来的绝妙文章，与诸多名家高士相聚时的清赏雅玩，以及诗书画和美食并举的一次次聚会。不过，芳嘉园雅集的背景竟然又是一场极不正常的政治运动。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像是报春的惊雷一般，使他们的内心里欢欣鼓舞，倍感振奋。接着，毛泽东在一周之内连续两次发表讲话，鼓励文化艺术界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对此，向来行事小心谨慎的“书生”们，却始终持有一种观望犹疑的态度。对于“书生”们波澜不惊的平平反应，毛泽东似乎能够予以理解，随后他不仅敦促中央有关部门积极进行思想发动，而且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长达四个小时热情洋溢的讲话。同时，毛泽东还指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书生”们展开争鸣提出了命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既然如此，向来视天下为己任的“书生”们，便开始当仁不让地“鸣放”起来。在昏暗的社会里，“书生”们学会含沙射影的语言文字技巧；而在政治清明时，“书生”们则直言不讳，甚至语出惊人。然而，如此全面、广泛、彻底地揭露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弊病，很容易使一些人对党的领导失去信任和信心，这对于一个年轻的执政党来说并不是能够轻易坦然接受的。果然，毛泽东在冷眼观望的同时，迅速在脑海中形成了“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按说，当初毛泽东极力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热情鼓励党内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时，确实表现出闻者足戒、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理和姿态。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一个月，为什么“风向”竟突然转变了呢？对此，在1986年出版的李维汉所著《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是这样解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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