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篯、向达之死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战斗檄文，竟成为引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校园大饭厅东墙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等三人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16月1日，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书写的这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司马洪涛《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长篇文章，矛头直刺北京大学党委和时任北大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文章指斥道：“翦伯赞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极端仇视。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组织起来，编写教材，重新改写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翦伯赞发表了《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一文（《人民日报》，1961年6月18日），借司马光的幽灵，大肆攻击史学革命，诬蔑党领导下的集体编书是‘浮躁急迫’，是‘突击的方法’。他提出一条反党的组织路线，鼓吹‘要搞好集体编写历史的工作’，每一部书都‘要有一个司马光’，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既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又是所谓‘专家’的人来作‘主编’，自行邀请‘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才成。”又说：“为了贯彻他的反动史学理论，翦伯赞以司马光自命，邀请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兼所谓‘学者’，着手编写《中国史纲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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