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的一天,或许是个天空阴霾、霪雨绵绵的下午,五十四岁的蒋碧微去中山堂看画展。展厅门口签罢名转身间,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立于眼前——虽然四十岁的孙多慈也不复当年青春盎然的“女学生”模样,却清雅温婉,别有韵致。
最终,快言快语的蒋碧微率先开口:“徐先生前几天去世了。”
向来沉默少语的“女学生”忽然脸色大变,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为了同一个男子势同水火的两个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对话,居然是告知那个男子的死讯。
而那个男子,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十五年音讯杳然。
徐悲鸿1953年去世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六十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八十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而唯有“女学生”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评议由人,直到1975年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
当然,她从来也不是个多话的人。
洪晃曾说:“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有一种对五四女学生的向往。”孙多慈便是这种女学生的典范,即使1930年对她来说是个稍显灰暗的年份。
那时,她常常神情悒郁地行走在安徽安庆这座六百年省会的江城街头,仿佛一张轻飘飘的纸,失落地融入周围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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