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合并”,维特根斯坦还会不会回到剑桥,这没法说。不过,他到学术界外找一个位置的努力,顶多算得上没结果。虽然有时谈到自己要到“普通”人中间找工作——就像鼓励斯金纳和赫特做的那样——但他似乎没怎么努力进行此事。虽然他抱着更大的诚意实施到俄国工作和/或接受医生训练的计划,但计划从未转化为坚定且不含糊的意图。他也许继续努力寻找写完他的书所需的心灵的宁静和专注,也许和德鲁利一起呆在都柏林,也许到挪威独居。但他的三四百镑的积蓄维持不了一生。最后他必须找到一个有薪水的职业。也就是说,照他1930年对摩尔的说法,必须找到他生产的产品对之有用的人。而不可避免地,最需要这种产品的地方是学术界,尤其是剑桥。因此他完全可能在某个时候申请教职。但可以确定地说,如果不是“合并”,这事不会早在1938年4月就发生。

这不只因为维特根斯坦当时不急于回到教学,还因为他有点担心自己和弗朗西斯的关系。如他在纽约的日记说明的,他对自己和弗朗西斯之间存在的肉欲深感担忧,他忧虑这种性欲是否——至少在他这方面——与真爱相容。他情愿在远处爱着弗朗西斯,远离性“敏感”的诱惑。可是现在,由于害怕彻底失去弗朗西斯,他回到了剑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稳定地进入了那种诱惑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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