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此时,他为自己未写完书而灰心,也一点儿不为即将再次履行授课职责而热心。

过去6年罗素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此时也回到了剑桥。他逐渐忍受不了美国的生活了,因为美国社会里更保守的元素对他广泛宣扬的婚姻、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观点作出了反应,煽起了针对他的歇斯底里和义愤;他感激地接受了剑桥的邀请,到三一学院更安静平和的环境里教5年书。但是,等到了剑桥他却发现自己在英格兰学术哲学家里已过时了,现在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在这儿的影响力比罗素大得多。他随身带回了《西方哲学史》手稿,这本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许多年里都是罗素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没有提高他作为哲学家的声誉。

维特根斯坦保持着对罗素智性之敏锐的钦佩,但厌恶罗素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版的通俗著作。“罗素的书应该用两种颜色装订,”他曾对德鲁利说:

……写数理逻辑的书用红色——每个哲学学生都应该读;写伦理和政治的书用蓝色——任何人都不得读。

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已作出了可能作出的一切成就。“罗素不会再拼命做哲学了”,他笑着对马尔科姆说。但马尔科姆回忆,20世纪40年代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很少同时到道德科学俱乐部,而他俩都到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在讨论时对罗素恭恭敬敬,我从未见过他对别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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