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三月，佘氏爱珍来归我家。而她却说，你有你的地位，我也有我的地位，两人仍旧只当是姊弟罢，此言我后来笑她，但她仍不认输。爱珍是共产党南下，上海陷落前不久保释出狱，飞到香港，住香港两年，转来日本，与我遂成夫妇。要说不好，当然是我不好，我对她到底存着什么心思，说真也真，说假也假。而她亦起先没有把事情来想想好。到今两人看着看着又欢喜起来，我道：“原来有缘的只是有缘。”爱珍却道：“我与你是冤。”

大凡女人一从了男人，她当即把两人的新的身世肯定，但爱珍的肯定中另有她的才气飞扬，所以不使我想到对她的责任，与她所以能如天地同寿。

婚后头两年里，我想到她的有些地方就要生气，毒言毒语说她，说她与我称不得知心，如昔年说玉凤。而她不像玉凤。她听了不当一回事。本来做了夫妻还有什么知心不知心，岂不是无话找话？中国民间旧时姻缘，单凭媒妁之言，连未见过一面，成了夫妇，才是日新月异，两人无有不好。这种地方爱珍比我更是大人。

至今我与爱珍，两人是一条性命，饶是这样，亦两人天天在一起就未免要有口角之争，一点不为什么，只为我生来是个叛逆之人。而且我总是对于好人好东西叛逆。

我从廿几岁至今，走走路心有所思，常会自言自语，说出一个“杀”字。我原来也很多地方像黄巢。在日本坐电车，我每每把车票在手里捏皱了，因为心热、不安静之故。在家里我是每每迹近无聊，无事只管会叫：“爱珍呀！爱珍呀！”爱珍又要做事，又要答应。我道：“我的老婆老了，我心里有想要掉新鲜的意思。”爱珍笑道：“呵呵，你的良心这样坏，自己都招了。”又道：“只要你有这个胆。”爱珍在厨下，我站在门坎上，嘴里还念：“我与你又无记认，又无媒证，要赖赖掉也容易。”爱珍道：“你敢再说一遍。”我就再说一遍，爱珍笑了。我又几次三番说要做和尚去，自己亦不知是真心抑是假话，爱珍却道：“好啊，你拣定日子，我送你上寺庙。”惟一回我说：“我想想做人无趣。”竟连自己听了亦疑心是真话，爱珍在吃饭的人，当即放下碗筷，泪如雨下，曰：“你这样说，那么我做人为何？”我赶忙安慰她。又平时说话之间，提到生死，她道：“你若有个短长，爱珍也跟了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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