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七月,澎湖即发生“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所有外省人一个下马威。当年中共席卷大陆,人心浮动,蒋介石自称“我无死所”,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两案可以相提并论。
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历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山东人一律“失语”,和本省人之于“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只是念及“身家性命”无法落笔,“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他去世后,编剧家张永祥写文章悼念,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学半夜失踪,“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那些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记述。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长篇小说《海兮》以山东流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笔到,我很佩服。然后我读到周绍贤《澎湖冤案始末》,傅维宁《一桩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读后》,直到《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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