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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灯:投身广播见证一页古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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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是在一九五○年九月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所辖的台湾广播电台工作,我说“应该”,因为我申请退休的时候,人事室查不到我的到职年月,要我自己填写,我没有用心推算,显然写错了。记得那年中秋,福利社发给每人一个月饼,我刚刚进来,福利名册上还没有我的名字,我的顶头上司资料室主任蒋颐替我争取到一份。中秋节总该在阳历的九月。几个月后,我调任编撰,迎头重任是参与制作蒋公复职周年的庆祝节目,蒋氏一九四九年一月引退,一九五○年复位,一九五一年三月一周年,据此推算,我一九五一年一月或二月已经在编撰科了。

中秋福利只有“一个”月饼,可见那时台湾广播电台很穷。我们坐藤椅,用桌面有坑洞的桌子,领到有臭味的浆糊、有缺口的米达尺,后来调到楼上写稿,脚下踏着有弹性有声响的地板。伙食房长桌长凳,铝制的盘子凸凹不平,生了灰色的锈。男女合厕,日本人遗留的习俗,男生出入眼观鼻、鼻观心。上午有卫生纸可用,用完了,下午不再补充,因为总经理只有上午来办公。有一次某“立法委员”来发表广播演说,内急出恭,无法善后,只好掏出手帕来草草了事。

台湾广播电台的前身是日本“台北放送局”,抗战胜利由“中国广播公司”接收,“中国广播公司”前身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这个“中央”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那时撤退来台的“中央机关”都穷,“引退”后的蒋公住在阳明山(那时还叫草山),连纱窗纱门都没装,魏景蒙去见他,他一面跟魏讲话一面用手掌打蚊子(后来魏先生做“中广”总经理,常要我记录他口述的资料,其中有这一段秘闻)。“中广”公司从南京撤到台北,副总经理吴道一主持其事,他说那时没钱交电费,没钱发薪水,他想辞职,没人收他的辞呈。他依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口头指示,变卖带出来的发电机,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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