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国民政府迁到台北，共军夺得大陆江山。“国民党为何一败涂地”？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人急于探索答案，那时你在各种场合都可以听到人人有个“假使”：假使一九四五年九月在重庆杀掉毛泽东，假使马歇尔不来调停国共冲突，假使不裁编军队，假使不行宪选举，假使不发行金圆券……

许多人借着“假使”推卸责任，归咎别人：舆论取悦中共，学潮幼稚疯狂，奸商兴风作浪，官吏贪污无能，军队骄悍愚昧，党部与民众脱节，一一发掘出来，万象杂陈。有人喟然叹曰：“中国大陆‘赤化’的原因一共有四万万五千万条，每个中国人一条。”（那时号称中国人口为四万万五千万人。）

这些琐碎的谈论汇合成两个庞大的议题，各据一方，针锋相对。这一边说，中共能够席卷天下，因为他彻底控制了人民，今后反共，要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组织对组织，以阴谋对阴谋，以残忍对残忍。于是出现一个口号：“向敌人学习”。

另一边说法完全不同，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惟一的原因是大陆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国民政府只是采取了一些虚伪的民主形式装点门面，只是把自由当做特惠笼络少数特定的人物，今后反共，惟有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一场言论大战吸收了所有的假设，有人称之为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执。那时中共“血洗台湾”的口号震天动地，如何保全这最后一片土地，人人煞费思量，情急之下，选边插队，寻找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时我是一个喜欢思想的青年，又在传播思想的媒体工作，成为双方忠实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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