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先生，台湾文艺界尊为道公，他是我文学路上的贵人，我一直想写他，一直没找到角度切入。我的回忆录必须写他，时至今日已无法拖延。

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广播电台做资料员，他是公司的董事长，上下隔着五个层级，仍然可以知道他的故事。

台北市新公园（今名二二八纪念公园）东南角有一座三层楼房，那时是台湾广播电台的台址，大门之内，左边是董事长办公室，右边是总经理办公室，我们出出进进都要经过他们的门外。有一天，诗人某某登门求见，我看见道公站在办公室门口接待他。

这位诗人漂流来台，暂住高雄，那时台北没几个人知道他。这天他专程到台北寻访老长官，不幸没有找着，偏偏又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扒手，仅有的一点钱、还有回程的车票都不见了。他举目无亲，陷入绝境，冒昧来找这位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我看见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

后来我和这位诗人有些来往，他说那时候他实在太穷，好像道公也不富裕，他看见道公掏出来的钞票薄薄一叠，而且没有大钞。他说原以为道公会把他交给总务部门，下面用公款给他买一张票，没想到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一张一张数给我”。我说道公办私事向来不用公款，显然把这件事当做他的私事，诗人听了连声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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