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战后台湾情事，以十年大致为一段落，如此区分也许有些道理。一九五八年一月，《征信新闻》给了我一张聘书，约我以撰述委员的名义写“小方块”，此事象征我的五十年代结束，六十年代开始。

“小方块”实际上是一种小专栏（报纸另有大专栏登在新闻版上）。言曦（邱楠）写方块的时候就力主改称“短论专栏”，不称专栏而称小方块，当然有轻视的意思。当年报界流行两句话：“社论是报纸的眉毛，副刊是报纸的屁股”，社论只是装点门面，难起作用，副刊的位置在报纸最后一版，读者要翻到底才看得见。我说这两句话得改一改，“社论是报纸的客厅，副刊是报纸的花园。”多年以后，邱氏的“专栏说”和我的“花园说”成立，改变了原来的用词。

我也知道，历史家认为“现在”之中含有过去，由过去到现在，他们不说连续，别立一名，称为“赓续”。早在一九五二年，我迫于萧铁老编的人情压力，曾在台北《公论报》副刊写过几个月小方块，算是台湾资历很早的方块作者之一。据说《征信新闻》社社长余纪忠先生读过那些文章，记得我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征信新闻》扩版为一大张半，成为台湾的大报之一，锐意经营，破格用人，他的“人间副刊”也开辟小方块，由徐蔚忱老编出面约我和寒爵（韩道诚）共同撰写，第二年正式聘用，这年我二十七岁。我并不喜欢投入这个“舞文弄墨惹是生非”的行当，好不容易摆脱了《公论报》，为何四年之后又到“征信”来入列就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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