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步入“读者养活作家”的时代，市场挂帅的利已见而弊未显，“趣味纯正”仍是大多数读者的首选，大体上还没有“劣币驱逐良币”，只是“零钱驱逐大钞”，通论不如漫谈，体系不如语录，大餐不如零食，后来有人归纳为“轻薄短小”。

法令规定，作家可以出版自己写的书，我很想自写、自印、自销，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单干户。幼年时期，我见过隐士一样的自耕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如此美化了他们。我心目中还有写《湖滨散记》的梭罗，他自己制造铅笔出售，我也没忘记郑板桥，他画竹画兰，“不使人间造孽钱”。

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的时候，本土的成年人读日文，读古典汉文，没有读“的呢啊吗”的习惯，青少年还在国音注音符号的帮助下“学而时习之，不亦苦哉”。没有接受文学作品的能力，外来的“徙入者”压力大，心情坏，饱受现实煎熬，还是一叠白纸对他用处比较大。

再说大家也穷，没有余钱，我手边还有几本旧书，使我想起当年做一个读者也难。施翠峰译《哈里我是纯洁的》，九十四页，一九五二年出版，每册新台币五元，可以买五个山东大馒头，全家一饱。张爱玲《秧歌》，二一○页，一九五四年出版，每册新台币七元，夫妇二人一家两天的菜钱。我还藏有一本当年的禁书，茅盾写的《世界文学名著讲话》，开明书局出版，二八五页，我从旧书摊偷偷摸摸买到，售价二十元，人人说“你真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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