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2月8日，段祺瑞南下武汉拜访黎元洪，之后宣布北归，黎元洪过江送行。到火车站后，段祺瑞下车，黎元洪则留在车上并就此乘车北上。

整个计划天衣无缝，而且事先被高度保密，仅段、黎及一两个高级幕僚知道实情。

送走黎元洪，段祺瑞即奉命暂代黎元洪的湖北都督一职。早在辛亥革命时，他就署理过湖广总督，现在以中央大员身份兼任地方，自然没人敢说不行。

按照黎元洪临走前留下的计划，段祺瑞对湖北军事进行了整理。由于行动周密，准备充分，一切程序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因黎元洪北上而在短时间内掀起的波澜也迅速归于平静。

不到两个月，已稳住湖北局面的段祺瑞又被袁世凯调回北京，用以对付另一个大患——白朗起义军。

白朗起义是北洋时代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自在河南揭竿而起后，以“打富济贫”为口号，应者云集，声势浩大。其影响之广，连南方的国民党都对此引起重视，“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就曾写信给起义领导人白朗，要求配合讨袁。

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虽然也可以称之为革命，但起义领导人的政治诉求基本都局限于“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而且起义本身对社会经济具有极强的破坏性。据记载，白朗军在占领洮州后，城中所有房屋大半被付之一炬，葬身火海者不计其数。老百姓在争相出逃的过程中互相践踏，各城门“积尸高至数尺”。白朗军也因此被称为“狼匪”，领导者白朗更被称为“白狼”，可见其在时人眼中，行为几与土匪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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