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日本财政界为了制止金融混乱，调剂物价平衡，其首脑人物正极力鼓励向国外投资，以便减少国内筹码的过度集中。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实际就带有一定的投资放债性质。西原还曾经主张，所有对华借款均应由中日实业家先行协商妥定，然后再交双方外交部承认。

可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这种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上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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