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国藩辣手治湘、杀人如麻之事，史学界表现得有那么一点点精神分裂。出于人道主义或是传统政治立场，对曾国藩是必须抨击的——如此嗜杀，不抨击几句，岂不没了天理？但抨击而后，话题一绕，则表现出毫无保留的赞誉。

如刘忆江先生之《曾国藩评传》称：“平心而论，曾国藩的严酷，在当时是必要和及时的。首先，剿匪有助于恢复一度被战乱搅乱的正常秩序，稳定住民心；其次，扫除黑社会黑恶势力，大大恢复了绅民们对朝廷与官府的信心。从后面事态发展看，收效显著。太平军后几次进军湖南，非但得不到初次入湘时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遭到各地团练的顽强抵抗而难以落地生根。可以肯定，没有曾国藩这一番猛烈扫荡，湖南稳定不下来，后来便不可能成为东南各省的中流砥柱，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员、粮饷。”

易孟醇先生之《曾国藩传》，则毫无保留地把屁股坐到了洪秀全的身边，对曾国藩的嗜杀表现出无限的悲愤，但同样也认可曾国藩这一招的狠辣：“……曾国藩、骆秉章的血腥镇压，使得湖南全境在太平军鼓舞下的地方性群众斗争遭到了严重挫折，于咸、同年间进入低潮。他们达到了孤立湖南境内太平军势力的目的；同时，逐渐恢复了被太平军和会党冲乱了的封建秩序，为湖南后来成为湘军兵源与粮饷供应的重要大后方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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