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岁那年，曾国藩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

五十五岁了，还要长征吗？还要折腾吗？

折腾与否，这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而取决于大环境或形势之使然。按曾国藩的愿望，他已经完成了古往今来所有文人最艳羡的工作，修身治国平天下，理应迈向人生的另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早就由我描绘了出来：“太上者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那是帝王的业务，寻常人等，乱立德会惹来麻烦的，但立言这活，却是读书人的天然使命。

可以确信，曾国藩绝想不到，他之立言竟然就是他给所有人写的那些叽叽歪歪的书信。《曾国藩家书》传承至今，是因为这些文字之中蕴含了他的人生哲学与实践。但于儒家学者来说，言确实不是这么个立法，拿家书来立言，会让历届圣贤嘲笑的，根本站不住脚。

曾国藩所缺少的，是像明代大儒王阳明那样的一个理论。人家王阳明倡导的心学，从此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了个位置。可他曾国藩有什么学？筋学？不不不，虽说曾国藩的人生就赢在这一根筋上，但这个筋学显然不大妥当，一定要弄出个新的名堂来。

弄出个啥玩意儿好呢？《挺经》如何？

没错，就是《挺经》！

有分教，万古圣贤说人生，无非不过一《挺经》。欲把《挺经》问老曾，老曾已经发神经。却说这部《挺经》，是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所透露的——但实际上，这部《挺经》并不存在，很可能是李鸿章编造出来的。当李鸿章说这部《挺经》的时候，是他年老失势，蛰伏于京都贤良寺，与之交往的人只有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等几人。李鸿章虽然刻印曾国藩的奏折、日记及家书，卖力地为老师打名声，但让他苦恼的是，曾国藩真的没有一套如王阳明之心学那样的理论体系，或许情急之下，李鸿章弄出个《挺经》，替老师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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