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皮纳与雅哈亚一同长途散步，穿过伊斯坦布尔最贫穷的居住区。二战期间坦皮纳独自重访，回忆从前漫步通过“介于寇卡穆斯塔法帕萨与城墙之间的广大贫民区”使他受益良多。戈蒂耶在这些地区感觉到1853年笼罩于城市的阴霾。坦皮纳和雅哈亚在羞辱的“休战年间”展开他们的漫游。这两位土耳其大作家首次上路，已是奈瓦尔和戈蒂耶来访的七十年后，这两位法国朋友的作品深受他们敬仰。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逐渐丧失了巴尔干半岛与中东领地，版图越来越小，直至终于消失，支持伊斯坦布尔的收入来源中断。一战中死亡人数达数十万，尽管逃离巴尔干新共和国种族灭绝政策的穆斯林难民源源不断，城市的人口与财富却都大为减少。同一时期，欧洲与西方由于科技突飞猛进而越来越富有。伊斯坦布尔越来越穷，丧失国际地位，成为备受高失业之苦的穷乡僻壤。我小时候并不觉得自己住在国际大都会，而是住在某个贫穷的省城。

坦皮纳写“漫步于贫民城区”，不仅是描述他自己最近的造访以及从前的漫游。这些漫游的目的不仅让他本身重新认识伊斯坦布尔最贫穷、最偏远的地区，也是试图让自己逐渐适应住在贫穷国家的事实，住在一个在世人眼中不再重要的城市。于是，探索贫民区的风光等于道出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本身即是贫民区的事实。坦皮纳详细描写我儿时熟悉的烧毁的街道、废墟和塌墙。后来在漫游期间，他听见女人的声音（出于习惯，坦皮纳称之为“来自后宫的叽喳声”）从“一栋尚未分崩离析的阿布杜勒哈米德时代木造大别墅”传来，但为了与他给自己制定的政治文化方案接轨，他不得不说这些不是奥斯曼的声音，而是在城里新兴的家庭手工业——“制袜厂或编织厂”中干活的穷人家妇女发出的声音。坦皮纳在每一页重复“我们大家从小都知道”的句子，他描述住在附近的拉西姆曾在专栏中提及“葡萄棚架成荫的喷泉，在阳光中晾干的衣服，猫狗相伴，小清真寺与墓园”。坦皮纳最先在奈瓦尔和戈蒂耶关于贫民区、废墟、破旧的住宅区所作的精辟观察中发现忧伤，于是将之转化为本土的“呼愁”，通过它去领略当地的景致，特别是现代职业妇女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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