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雍正问题，是受先师郑毅生（天挺）先生的影响。他对雍正及其时代的历史非常重视，也给予较高的评价。1961年他讲《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问题，列举1840年以前明清史上发生的十四件大事，其中有摊丁入亩的实行和军机处的设立，即属于雍正朝的有两件事。后在所著《清史简述》一书中，讲清朝历史上有八件大事，属于雍正时代的也是两件，一是与前相同的摊丁入亩，再一则为驱逐天主教士于澳门。在1368年至1840年的近五百年中，雍正朝只占十三年，却有两三件不平凡的事情，可见这个时代的重要，也可见毅生师对它的重视。毅生师认为雍正和康熙、乾隆“是三个好皇帝”，雍正在十三年中，“每天看的奏折有多少且不说，只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159卷，《朱批谕旨》360卷，都是他亲手批的，没有印行的还有很多。他对自己的职务毫不懈怠，做到了‘今日事今日毕’。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毅生师的观点给我很大影响，所以我多年来就对雍正问题感兴趣。然而促使我进行这项写作的，则是吕一方同志。今天稿子写成，我以崇敬的心情回忆毅生师给我指引的学术道路，并对一方同志的热情鼓励表示我的谢忱。在本书定稿过程中，张作耀和萧远强同志给予的帮助，私心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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