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报》社长吉列尔莫·卡诺听说我在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办公室，也就是他办公室楼上四层——报社刚搬来，离原址五个街区——便打电话给我。我前一天到的，打算跟穆蒂斯的朋友们共进午餐，但吉列尔莫非要我先下楼打个招呼。我去了。先是首都式的热情拥抱，再聊两句当日新闻，之后我就被他一把从编辑部同事身边拉开。“听着，加夫列尔，”他说得天真无邪，让人不得不信，“还缺一篇社论，帮个忙，写一篇？”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画出半杯水的高度：

“这么长。”

我比他更顽皮，问他坐哪儿。他指了指一张空桌子，那儿摆着一台老式打字机。我二话不说，先坐下，想好素材。就这样，我用同一套桌椅、同一台打字机工作了十八个月。

几分钟后，从隔壁办公室走出副社长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他聚精会神地盯着一沓纸，看见我时，吓了一跳。

“老兄！堂加博！”他几乎叫了起来，用的是他在巴兰基亚给我起的名字，加比托的简称。原本只有他这么叫，这回在编辑部传开了，连铅字文章的署名也变成了“加博”。

吉列尔莫·卡诺让我写的社论是何主题我不记得了，但《观察家报》的主导风格我在上国立大学时就了然于胸，特别是社论版面享有盛誉的版块“日复一日”。我决定拿出路易萨·圣地亚加面对困境的恶魔时的那种冷静，尽量模仿其风格。我半小时写完，用笔修改了几处，然后交稿。吉列尔莫·卡诺从近视眼镜的上框投下目光，站着读完。那份专注似乎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那些白发苍苍的祖辈：堂菲德尔·卡诺一八八七年创建报社；儿子堂路易斯接手；堂路易斯的弟弟堂加夫列尔稳扎稳打；不久前，二十三岁的孙子吉列尔莫执掌大局，引领发展成熟的报社继续打拼。正如先辈们会做的那样，他对文章稍作改动，然后活学活用地叫出我的新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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