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涵

1995年我在台北与时报出版公司签约，撰写一本蒋经国的传记。合约里有一条重要条款，载明作者将对英文版、中文版都有“充分、完整的写作与编审独立自主权”。

我和《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会晤时，强调我会客观记述蒋经国的一生事迹，正、反面评价和争议性评价，都会兼容并包。我提出警告，写作中可能会呈现出蒋氏的若干瑕疵。与蒋经国相识相交多年的余先生回答说，他完全理解，也接受我们的条件。余先生和时报出版公司从未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甚至提议修改书稿的情形都没有。显然当年签约时的要求，实在是多余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后来答应要出版这本英文版《蒋经国传》，并与时报出版公司协议，由时报出版公司根据哈佛版本出版不做改动的中文版。

关于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莫斯科的远东研究中心拉林（Alexander Larin）教授和前任驻中国大使李多夫斯基（Andrei Ledovsky），提供给我宝贵的协助。台北“中央研究院”余敏玲博士与我多次会晤，慷慨把她在莫斯科档案里整理出来的成果，分享给我得知。通过亲自到中国访谈，以及经常的电子邮件往来，当年主持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杨天石教授，给予我相当宝贵的支持。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就是由杨教授热心提供。我也要感谢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负责人马振犊（音译）和上海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陈正卿（音译）的协助。奉化的研究学者王宣志（音译），曾经针对蒋经国的早年生活写过若干文章，他协助我到奉化、溪口访问调查，也提供了罕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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