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2年，约翰·库切在伦敦开始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希望远离南非，“南非是一个不好的开始，是个不利因素”。1他的祖国通过了阴谋破坏法（the Sabotage Act），目的是限制黑人的政治活动，阻止英语校园的学生与学者参与涉嫌煽动叛乱或颠覆国家的活动。这一法案给司法当局无限的权力，比如：可以不经审判拘留犯罪嫌疑人，对其进行审讯并施以酷刑。不少被拘留人是库切早就认识的开普敦大学的同学。许多人被审讯、羞辱、折磨和单独关押，有些人，像乔迪·德莱弗，则永久地离开了南非。

库切回到这个他一直想与其断绝关系的南非后不久，特别是在1976年索韦托起义（Soweto Uprising）(1)爆发，黑人城镇的反抗更加激烈的情况下，警方的安保措施更加升级。海外电视台播放着警方粗暴地对待逃散学生群体的画面，有时他们表现出的虐待狂式的快感和凶残远远超越了维持秩序所必要的程度。2学生们不想再继续忍受种族隔离的压迫，他们罢课、破坏公共建筑、在街上游行，甚至组织逗留行动。玛丽·本森写道：“在16个月的混乱中，记录的死亡人数有600多，但人们认为应该已经接近千人。死者中，只有两人不是黑人。其中大部分是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在校学生。近4000人受伤，还有数千人被拘留，有一些人一关就是5年禁闭，还有一些学生，父母再也没见到他们。”3安全态势的恶化也导致了18个组织和3家报纸被禁，47名黑人领袖和7名白人持异见人士被扣留或禁足。安全机构记录至少有64名被拘留者在身体和心理受到虐待之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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