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寒风吹过人行道上的落尽树叶的法国梧桐。夜幕下，行人无几。

在离上海北站不远的海宁路和山西路交叉口一家小店，先是出来一个小伙子，稍过片刻又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穿对襟监哔叽中式短上衣，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手中拎着一只小皮箱。两人跳上两辆黄包车，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小店楼上，一个妇女轻轻撩起窗帘的一角，目送着两辆黄包车。

那个妇女，便是邓颖超。“三十多岁的男子”，则是周恩来。

那是1931年12月上句。两辆黄包车直奔十六铺码头。护送周恩来的小伙子叫黄平，在十六铺陪周恩来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来到统舱里找到一位“小广东”。黄平跟地下交通员“小广东”打了招呼，把周恩来交给他，便匆匆下船了。

这是一艘驶往广东汕头的轮船，船上来来去去的，很多是广东工人。周恩来混杂在他们中间。船往南行驶了几天，才算到达汕头。

下了船，周恩来摇身一变，成了个画像先生。另一位地下交通员前来护送他。一路乘车坐船，穿越了重重封锁线，由闽西进入赣南，终于在这年年底来到红都瑞金。

三十三岁的周恩来的到来，也就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消失，因为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来便被任命为书记。只是他当时在上海忙于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苏区到任。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任弼时“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比起项英，比起任弼时，周恩来的政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周恩来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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