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谈谈我人生的起点——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在切尔宁街6号出生的，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父亲有一次告诉我，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博士，曾在切尔宁街7号，也就是我家斜对面住过一段时间。这么说来，第三维也纳学派——意义治疗的诞生地和第二维也纳学派——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诞生地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布拉特街在我们街区的另一面，沿着这条街走一小段，就到了奥地利第二国歌的诞生地，也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蓝色多瑙河》的那栋房子。

意义治疗的最初构想是在我出生的房子里形成的，而其成书则是在我回维也纳之后所住的另一所公寓里。由于我的工作室位于整套公寓的一个半圆形的角落里，再加上我著书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阵痛”，所以我将其戏称为“半圆产房”。

我3岁时就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这大概让我父亲觉得很高兴。那个时候，孩子们普遍流行的职业理想是船员或军官，而我很容易地就将自己的医生梦想与之结合起来，一会儿希望将来成为船医，一会儿希望成为军医。不过，除了医疗实践之外，我小时候还对研究工作颇感兴趣。记得4岁时，有一次我对母亲说：“妈妈，我知道药是怎么发明出来的了！我们只要找来一些想要自杀又刚好生病的人，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吃的喝的，比如鞋油、石油之类，如果他们活下来了，就表示我们发明了治疗他们疾病的新药了。”可是即使这样，现如今我的一些批评者还说我缺乏实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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