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政府职员的收入一落千丈。酷暑时节，我们一家不再外出度假，而是回到父亲的家乡——南摩拉维亚的波霍热利采镇。我们小孩子出去挨家挨户讨要面包，顺便在农田里偷点儿玉米。

在维也纳，每天夜里3点我就得从床上爬起来，赶去维也纳商场排队等待领取土豆，直到早上7点半我母亲过来替我，我再匆匆赶去学校上课——一到冬天便是如此。

一战结束后，生活愈加忙碌充实。我一头扎进自然哲学的浩瀚书海中，阅读了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和古斯塔夫·特奥多·费希纳[2]等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对于后者，我的阅读笔记写满好几本作业本，并为自己选了一个十分高端的研究题目：“我们与世界进程”，却一直没有着手去做。我始终坚信，不管是在宏观世界还是在微观世界，都有一个普遍的“平衡准则”在发挥作用〔后来在我的书《医生和心灵》（Ärztliche Seelsorge）中我也使用了类似的思路〕。

有一年夏天，我们一家乘船去埃费丁度假，船行在多瑙河上，午夜时分，我躺在甲板上仰望星空，平衡准则注视着我的内心（此处影射康德），猛然间，我获得了某种顿悟：所谓涅槃就是人的内部达到热寂状态。

由此可以想见，当我后来读费希纳的 Die Tagesansicht gegenüber der Nachtansicht 时内心受到怎样的冲击；而再后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又是让我如何心驰神往。正是在幼时读的这两本书的基础上，我日后走上了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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