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我进入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我想当时我应该才十七岁吧，不过那时就感觉自己仿佛是被迫栖身于燕雀之列的鸿鹄。到三一学院只能算求学生涯的继续。和往常一样，若是周围没有了欢声笑语和衣着鲜艳的伙伴，我就感到漫无目标，身心疲惫—现在正是这样。我对自己处境有强烈的不满足感。即便在孩提时，这种不满足感就让我打寒战。我感觉自己仿佛身陷牢狱，不过到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比喻其实并不确切。

我在那里的导师是马哈菲。他总是和我谈希腊的事，不过有时会有些微妙的省略。他告诉我：“读一读柏拉图，读他的对话。如有必要，也可读皮科克[57]的哲学。但一定要读柏拉图，看他怎样把讲话变成戏剧，把对话变成艺术。”所以到了晚上，我就高声朗读《斐多》。我还翻译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翻得像是出自史文朋[58]笔下。我也看史文朋的作品，但觉得像是闹剧。那时，我对很多不得不读的作家都不屑一顾。我厌烦维吉尔冷冰说教，奥维德荒唐学究；我鄙弃西塞罗的自我炫夸，恺撒的乏味陈情。我反而对阿普列乌斯[59]圆润洪亮的非洲拉丁文兴致很高，也喜欢埃拉盖布卢斯[60]当政期间德尔图良[61]的那些要言不烦的作品和布道。我最最喜欢的是佩特罗尼乌斯[62]，他的《萨蒂利孔》在我心里激荡起对新型情感的赞赏。我倒没有希望自己去亲身体验这些情感，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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