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预测“文化大革命”

1965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六周年，从最低谷的6100份，至此日平均发行稳定在8万份以上，星期天超过11万份。（这年8月6日，《明报》在头版刊登消息：“本报1965年上半年度销数继续上升，每日平均净销数已增至80200份，上述销数业由英国联邦出版销数公证会证明。”）金庸社评说，最近增加伦敦、纽约两位特派记者张夏、吴嘉墩的通讯，其他地区的特约通讯也在发展中。这一年，世界性的通讯网粗具规模，过去一般国际新闻靠外国通讯社提供，消息虽快，却是外国人的观点，《明报》努力发展、组织国际通讯网，重点是“中国人观点，香港人观点”。7月还要增加几个周刊，包括经济、商品、内地和台湾新闻，特别是加强内地新闻的报道。

当时，香港记者不能到内地采访，香港和海外对内地知之甚少，金庸看中这一点，在《明报》大量报道内地消息，作为主要特色吸引读者。

随着报纸业务的发展，湾仔谢斐道399号的社址显得太狭小了，1966年9月19日，《明报》搬到北角英皇道651号的南康大厦，先租用十楼全层及地下半层，后又陆续租用了两层，地下和二层放机器，十楼是编辑部，员工餐厅在顶楼。

正值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明报》对摧毁数千年文化表示了强烈反感和抗议，尽量报道这场斗争的过程和内幕消息。金庸执笔的社评更是独辟蹊径，预测政局走向常常准确，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3月1日，他在社评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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