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的新闻自由

金庸称，除了妻子儿女，他最爱的就是新闻事业。如果下一世投胎做人，希望还是做新闻工作。

正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环境给了他创造事业的机会，成就了他和《明报》，对此他始终很清醒，在《明报》几十年的社评中不断提起。1963年11月15日，他在《香港的新闻自由》社评中说，香港报纸有新闻自由，不受政府在法律之外的任何干预。“香港另外有一种新闻自由，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中的同业所享受不到的，那便是不必大资本家才有办报纸的自由，我们在香港有四十多家报纸，几乎任何一派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广告商也不能控制报纸的言论。”

对于小资本可以办报的自由，金庸深感欣慰，否则就没有他的《明报》了。1966年9月26日，他在《大报小报与新闻自由》社评中说，大报并小报的结果，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实际上变成了几个大财团的言论自由。“如果一个城市中只剩下一两家独霸性的报纸，在通常情形之下，小市民的意见就不易得到反映。这次天星小轮加价，全港数十家报纸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反对，如果在其他社会中，一两家大报垄断言论，市民们的反对意见恐怕很难表达出来。当然，本港的新闻自由也有它的限度，但在小型报能够立足这一点上，可说胜过了世界上许许多多地区。真正的新闻自由，应当是社会上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报纸存在，能发表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他在1963年就不无担忧，“香港这种相当接近于真正新闻自由的情形，不知能维持多久？我们这些小鱼，不知什么时候成为大鱼肚中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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