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1922年9月11日提交，1922年10月6日发表于《新领袖》（The New Leader）1（1922）。

提问

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

我认为在德国人民经历的这一可怕的生存危机之中，您的公开信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使得公众舆论加速回归理性。

我觉得英国读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可以简述如下：

1.停战以来的贫困化，对各个大学的影响如何？

2.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否有所下降？

3. 在新的局势下，工人们的实际收入和健康情况是否受到影响？

4. 在德国发生的众多政治谋杀案是否与贫困有关？

5. 协约国的政策是否加剧了魏玛共和国内部的困难？

6. 您是否也和很多人一样，担心德国马克突然稳定的后果？

7. 科学研究者的经验能否带来希望，构建一个以社会服务而不是以索取为基础的社会？

我相信自己可以代表《新领袖》的读者们这样说，如果您能够宽宏地抽出时间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会非常感激。

布雷斯福德[1]

回答

亲爱的布雷斯福德先生：

感谢您满怀善意地向我提出关于德国经济状况的几个问题。您告诉我说您希望让英国公众了解关于时事的客观表述，以期有助于回归健康的政治关系。我感谢您提问背后的信任，并努力保证只讲自己完全相信和确定的事实。下面就逐一进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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