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爱因斯坦应朋友奥托·那坦的邀请，为后者的朋友、美国社会主义期刊《每月评论》创刊号的编辑休伯曼（Leo Huberman，1903—1968）写了这篇被认为是其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政治著作之一的文章。在爱因斯坦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使具有民主运行机制，也无法控制；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未能释放人类创造力的全部潜能。他最后得出结论，只有通过有计划的非官僚经济，寡头政治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的潜能才能得到真正释放。

文章的最后一节未被收录于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

一个不是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专家，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发表意见，这样做合适吗？我有诸多理由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看起来，天文学与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基本方法论方面的差别：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试图针对特定范围内的现象发现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规律，以求尽量清晰地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然而实际上确实存在方法论上的差别。由于看到的经济现象经常受许多难以分开进行评估的因素影响，发现经济学领域的一般规律变得很困难。而且，众所周知，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积累的经验，受到的主要影响与限制，从性质上讲绝不是经济因素。例如，历史上大多数主要国家都是通过征服得以存在。征服民族使自己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成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并从他们自己的阶级中任命教职人员。这些控制教育大权的教职人员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恒的制度，而且创造出一套价值体系。从那时起，人们的社会活动一直受到这套价值体系的引导，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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